兴业配资潜伏台湾15年，一对夫妻特工的绝笔告白

人物名片

姚明珠 1940年入党 1948年开始隐蔽战线工作

薛介民 1948年入党 1948年开始隐蔽战线工作

1946年11月，薛介民和姚明珠在西安留影。（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供图）

2026年4月的最后一天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来到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。自从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热播，吴石将军与那段赴台潜伏的岁月被世人熟知。许多人专程赶来，在此处献上一束鲜花。

吴石是众多牺牲的赴台潜伏者之一。广场两侧的花岗岩墙壁上，镌刻着他们的英名，其中第四十四组第六位的薛介民和第四十七组第一位的姚明珠，是一对夫妻。他们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中坚守了整整15年，最终双双就义。

2026年6月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来到上海，见到了薛介民和姚明珠的儿媳，旅美作家李黎。窗外细雨连绵，一段跨越百年的回忆缓缓展开。

2026年6月，薛介民和姚明珠的儿媳李黎在上海家中接受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采访。（本刊记者杨皓/摄）

绝笔信

20世纪70年代，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李黎，想给一本杂志投稿，生物系学生薛人望是该刊物的副总编辑。两个文学青年由此结缘，日久生情。

渐渐地，李黎知道了薛人望的父母是潜伏在台湾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，被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了。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公婆的牺牲是整个家族不敢碰触的伤疤。直到薛人望的养父母张元凯夫妇把珍藏半辈子的书信、照片、日记转交我们，我才知道薛介民、姚明珠是那样伟大的人。”

薛介民、姚明珠生命的终点是1963年1月31日，农历大年初七。天还没亮，他们就被押赴刑场。临刑前，薛介民自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，嘱咐亲友隐瞒死讯、善待子女；姚明珠则平静地说：“我的儿女交给‘国家’抚养。”上午7点，数声枪响划破天空，薛介民身中五枪，姚明珠身中三弹，时年47岁和46岁。

第二天是大年初八，也是薛介民的生日。薛人望三兄妹赶到殡仪馆时，父母已是两具冰冷的尸体。未成年的他们连眼泪都哭不出来了。长子薛人望听见工作人员说：“那男的，身体坏透了，骨头全松了。”一语道尽了薛姚二人被关押时遭受的折磨。

回家的路上，薛人望走在中间，两个妹妹的小手插进他口袋里。万家团圆的春节，三个孤儿承受着天人永隔的悲痛。

后来，三兄妹辗转被亲朋好友收养，最终远赴美国定居。薛人望继承了母亲的医学天赋，成为一名享誉中外的医学家。可那段生离死别的创伤，在他身上始终无法治愈，他每晚要用被子死死蒙住头才能入睡。李黎后来了解到，那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带来的一种自我保护。这也是三兄妹始终不能谈起父母、不能回想父母牺牲的原因。

李黎见状，决定挺身而出：“身为这家唯一的儿媳，我责无旁贷，要担起还原家史的责任。至少要让我的孩子和后代们知道薛姚二人的事迹，希望他们了解中国曾有这样一段历史，并以爷爷奶奶为傲。”

1977年，李黎第一次来到大陆探访。此后，她数次到薛姚二人的老家福建莆田查阅资料，走访他们生前的亲朋好友和并肩作战的同志。2015年，她又在台湾有关机构拷贝了2000多页的审讯原始档案。“每次翻看审讯档案，我都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甚至多穿一件外衣，才能抵挡住那种发抖的寒颤。因为，那上面，每一个字都刻着薛介民和姚明珠遭受的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。”

李黎最终完成了《白鸽木兰：烽火中的大爱》一书。书的封面是薛介民和姚明珠的合影，而书名，来自薛介民的绝笔信。“公公在狱中的绝笔信里写道：‘木兰溪水长久在流，白鸽岭高壮地站立。’在最后的时刻来临时，他借家乡的木兰溪、白鸽岭，表达一生的奉献与一世的热爱。我相信，这也是他为我定下的书名。”

八载别

1916年，薛介民出生于福建莆田一个大家庭。次年，他的表妹姚明珠出生了。

薛介民的革命意识觉醒于少年时代，在涵江中学读书时，就和哥哥一同加入进步组织“青年反帝大同盟”。1935年春，在外求学多年的薛介民回到莆田，见到了高中毕业的姚明珠。相同的理想、相同的家国忧思，让他们笃定彼此就是良伴。4月20日，二人订婚了。

薛介民写给姚明珠的第一封情书。

1937年，日军先后发起七七事变、八一三事变，制造南京大屠杀。民族危亡，薛介民和姚明珠毅然放下婚约，各自奔赴报国之路。姚明珠考入福建省立医学专科学校（现为福建医科大学），立志以医术救人；薛介民则投笔从戎，远赴大后方报考飞行员，被成都空军士官学校（以下称航校）录取，开启了飞行生涯。

这一别，就是八载。

医学院的教学条件十分有限，瘦弱的姚明珠主动和男同学到郊外找无主尸体，学习解剖。1940年，医学院秘密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，姚明珠随即入党，担任支部妇女委员。

1940年底，她借口去外地看望弟弟，拎个小箱子就出门了。其实，她是受党组织指派，和同学林建神等人秘密前往崇安县参加中共福建省委举办的训练班。不料，姚明珠在撤退途中被国民党抓捕，囚禁在梅列集中营。长达一年的时间里，她受尽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，却始终守口如瓶。她在赠给同学的照片上写道：“我宁愿跟真理做一个小鬼，也不要跟虚伪携手做安琪儿！”1942年2月，姚明珠在校方担保下出狱。

千里之外，薛介民正在战场浴血奋战。他多次驾机执行任务，击毁5架日军飞机，又穿越凶险的驼峰航线转运援华物资，后来还到美国受训。山河破碎，远隔万里，薛介民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信，从国内到印度、再到美国，一封封寄给姚明珠。姚明珠将每一封信精心编号、珍藏起来。后来，临刑之际，她还在想办法把信件托付他人，以便日后交给孩子们。

望、星、华

抗战胜利，薛介民和姚明珠终于结婚了。

1946年5月17日，他们一身戎装、一袭白纱的合影，定格了乱世中的志同道合。一个月后，薛介民被派往西安空军部队任职，姚明珠随行。在南京中转时，他们遇到了昔日的同学，已改名为林城的林建神。1942年出狱后，他回到学校完成学业，其间，与中共闽江工委恢复联系，毕业后经地下党组织批准，加入国民党空军，先后在多家空军医院从事医务工作，以此为掩护，在国民党空、海军中秘密发展党员，建立组织，策动起义。

这次见面，为薛介民、姚明珠今后的人生写下了关键的一笔。

1947年，北平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共产党情报组织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破获，薛介民在航校的同窗兼挚友、时任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参谋赵良璋被捕。他们曾一起受训，志趣相投，共同创作了《假如我为了真理而牺牲》等歌曲。1948年，赵良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。薛介民也受到了牵连，被关押了一个多月，虽因证据不足获释，但被永久剥夺飞行资格。

挚友的热血、时局的黑暗，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。1948年11月，经林城介绍，薛介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姚明珠也同时恢复党组织关系。

那年冬天，薛介民随国民党迁往台湾，姚明珠带着还在襁褓里的儿子小龙一同前往。此时他们已肩负着绝密任务——策反空军人员。

每每想到这里，李黎都很感慨：“薛介民和姚明珠经历了牢狱之灾，本可以选择留在解放区，过不那么凶险的生活，但他们还是毅然前往台湾，深入虎穴。”

毛履武。

抵台后，他们又有了女儿小凤和小凰。1949年3月，薛介民接到林城的通知，让他和联络人李梦共同为空军少校毛履武办理入党手续。李梦的真实姓名叫李振兴，公开身份是台北空军医院事务员。而毛履武是薛介民在成都和美国学习时的同学，时任空军第十一大队少校参谋。于是，一场秘密的入党仪式在薛家举行，薛介民是毛履武的入党介绍人。

两个月后，在陕西汉中的毛履武收到薛介民从台湾发来的暗语：抓住机会，驾机起义。6月15日，毛履武奉命从汉中飞西安，执行空中侦察任务。飞机起飞后，毛履武意识到这是起义的最佳时机，果断改变航线，实施无线电静默，飞往解放区的河南安阳机场降落，随后奉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局指令，驾机北飞，顺利抵达北平。10月1日，在天安门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，毛履武驾机参加了空中受阅式。遗憾的是，薛介民和姚明珠没能亲眼见证这一重要时刻。

李梦完成任务后，奉命撤离台湾。那天下着滂沱大雨，姚明珠在台北新公园接头李梦。刚一见面，她就挽起李梦的手臂，假扮情人掩人耳目。她沉着叮嘱李梦“你不能出问题，我们是手指，而你是手腕”，还摘下随身戒指赠予李梦以备应急，随后，姚明珠目送李梦先行离开，自己再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在薛介民、姚明珠的苦心经营下，1949年至1958年，有十余起国民党空军人员先后从台湾驾机起义，其中7起是从薛介民工作过的冈山机场和屏东机场起飞的。

身居孤岛、怀念故土的薛介民和姚明珠，只能把期许深藏在儿女姓名中，将三兄妹的名字改为人望、人星和人华。薛人望夫妇后来讨论过这件事，李黎认为：“三兄妹的名字寄寓了薛姚二人‘望红星照耀中华’的心愿，哪怕在黑暗深处，他们始终坚信光明终将到来。”

全家福

1958年4月，姚明珠在医学院同窗张元凯医师的帮助下，开办了育德诊所。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在诊所门前拍了张全家福，岂料却成了最后一张合照。

1958年春，薛介民、姚明珠夫妇与三个孩子的合影，这也是全家人的最后一张合影。

9月14日，是个星期天，一个自称“张伟”的陌生人出现在育德诊所。此人神情慌张，不停地打听薛介民是否认识“林建成”（指林城），有多少飞行员起义。薛介民察觉出异常，可来不及做任何布置，他和妻子就被“政治部”的人抓捕带走，家也被抄了。三个孩子被吓坏了，直到今天，他们再也想不起来那天发生了什么、父母是怎么被抓走的。

此后的1500多个日夜，这对夫妻在暗无天日的牢狱里经历了无休止的酷刑，却始终以沉默守护着党组织的秘密。

李黎说：“最触动我的是，姚明珠早年进过牢狱，知道赴台潜伏的代价，更知道孩子们会成为她的软肋，但是她没有退缩。被捕之后，她几乎每天都要接受严刑拷打，却还坚持用温柔的字词给儿女写信。我也是母亲，每每看到这些信，都会敬佩她强大的内心。”

1962年冬，在薛介民的多次要求下，一家五口终于在狱中短暂团聚。这是他们与孩子们的最后一面。